省级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推出
“地方版”户籍制度改革意见正加速出台。据悉，截至目前，已有17个地区推出省级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在尚未出台省级实施意见的地区，也推出了一些市级层面的改革意见。
从意见内容看，几乎所有省份都提出建立居住证制度，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区分，以及细化落户政策等，但在涉及土地问题时多采取“模糊处理”的方式，农民原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该如何保障，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解决方案。
【改革规划】
按照规划，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从2012年的52.6%提高到2020年的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从2012年的35.3%提高到2020年的45%左右。
《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提到，到2020年，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随着农民进城落户，除一线城市之外的中小城市的过剩库存将得到消化，房地产业将成为“户改”的受益者。
同策咨询研究部总监张宏伟认为，“每年有1200万~1700万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一旦涉及到户籍改革，这些人可能成为将来的潜在购房群体。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可以有效促进购房的积极性。”
克尔瑞集团广州总经理梁永光认为，户籍改革制度对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会有一定促进作用。“至于房价是否会上涨，部分取决于政府未来是否加大楼市的供应量。”资深地产评论员韩世同则认为，户籍改革是一个渐进且漫长的过程，短期来说作用不会太明显。户籍改革会否最终释出购买力，需要出台一系列的配套细则，如农民进城当居民以后的谋生途径、教育医疗养老福利等，如果单单是户口转为居民而“有名无实”，那么农民进城的积极性会大打折扣。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2月2日共同发布《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6》。报告指出，户籍制度改革对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影响很小，落户门槛将更为严格。
报告指出，不同类型城市的落户政策所覆盖的流动人口规模差异很大。大约有4成的流动人口居住在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落户门槛不但不会下降，还可能更为严格，预计户籍制度改革对其影响很小;大约17%的流动人口居住在较大城市(300万?500万)，落户限制将略为放宽，但仍然会比较严格，小部分高端流动人口将可能落户这些城市;大约35%的流动人口居住在大城市(100万?300万)和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将有较大程度放宽，居住在这些城市的流动人口将是最有可能落户城市的群体;大约10%的流动人口居住在小城镇，将完全没有落户限制。
但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却与户籍改革政策相反，尽管城区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会逐渐放宽，但是居住在这些城市的流动人口，明确表示愿意落户的人不足4成;在大城市居住的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稍高一些，也仅为45%左右;然而，在严格控制的特大城市的落户意愿最高，将近6成。流动人口愿意落户的城市执行的是较为严格的落户制度，而流动人口不太愿意落户的城市却执行较为宽松的落户制度，这可能使得户籍制度改革对流动人口“落户”的推动作用有限。
挈领：居住证制度成户改抓手
记者初步统计发现，全国31个省区市中，至少已有河北、河南、黑龙江、湖南、安徽、山东、新疆、江苏、江西、广西、陕西、山西、吉林、福建、贵州、四川、青海等17个地区推出了省级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在尚未出台省级实施意见的地区，亦推出了一些市级层面上的改革意见。此外，根据各地的政府工作报告，北京、上海、重庆、广东、内蒙古等地也明确了今年将出台户籍改革文件，或实行及健全居住证制度等相关措施。
7月底，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根据本意见，统筹考虑，因地制宜，抓紧出台本地区具体可操作的户籍制度改革措施，并向社会公布”。
记者发现，在已出台的17个“地方版”户籍制度改革实施意见中，几乎所有省份都提出了建立居住证制度，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区分，以及细化落户政策等。更有多地提出了具体实施的时间表。
安徽省明确，将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居住证持有人以连续居住年限和参加社会保险年限等为条件，逐步享有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的中等职业教育资助、就业扶持、住房保障、养老服务、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权利，同时结合随迁子女在当地连续就学年限等情况，逐步享有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中考和高考的资格。
河南省规定，农民工只需拥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等即可在县政府驻地镇申请登记常住户口。省会城市郑州将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以具有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连续居住年限等为主要指标，合理设置积分分值，达到规定分值即可“落户”。
按照陕西省确定的目标，该省将在6月底以前实现城乡统一的“居民户口”登记，“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区分将成为历史。江西省也明确，将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还原户籍制度的人口登记管理功能。建立与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相适应的教育、卫生计生、就业、社保、住房、土地及人口统计制度。符合迁移条件的居民可以在城乡之间迁移，自主定居;持有居住证即可享有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的就业、基本公共教育、医卫服务等权利。
据了解，《居住证管理办法》已于去年年底由国务院法制办启动公开征求意见程序，有望于今年出台。北京、上海、广东、湖北、河南、四川、内蒙古、福建等省份已经公开提及将实行或健全居住证制度。
紧迫：特大城市改革不容再拖延
距离预定的2020年全面完成改革任务只剩五年时间，但仍有近半数省份未出台相关细则。专家认为，户籍制度改革的实际进展不尽人意，其中有改革成本巨大等客观原因，但户籍改革尤其是特大型城市的改革不应再拖延。
记者梳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武汉、成都、南京、佛山、东莞、西安、沈阳、杭州、哈尔滨等15个特大或超大城市的现行政策发现，这些城市均明确居住证申请门槛，但积分落户并未在所有城市出台，已出台地区落户政策也整体较为苛刻。
有观点认为，户籍制度改革推进缓慢的重要原因是改革成本较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之后要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这就需要很高的成本。而作为主要的成本承担者，地方政府改革积极性不高，导致其在具体实施中比较消极被动。
“未来新型城镇化是以户籍制度改革的城镇化，我赞成仍然要继续保持改革的渐进性。但渐进性不是说要拖延，我们必须要有时间表、路线图和军令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表示，现在特大型城市推进户籍改革，确实遇到人口密集、环境问题、交通堵塞问题，甚至可能有贫民窟等问题，少数几个特大城市或许应该特殊施策。但是，要严格界定哪些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应该慎重，不能把这个范围过分扩大。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表示，现在中小城市已基本上放开限制，可以自由落户，大城市却控制得比较厉害。
“城市越大，人口聚集产生的经济效率就越高。目前中国的大城市数量并不多，相对于13亿多的人口基数来说，中国只有北上广深等几个大城市。日本只有1亿多人口，就有东京、大阪等多个大都市。”胡星斗认为，过去强调就地转移人口，就地就业，发展小城镇，大城市好像由于人满为患就不宜发展，这是一种偏见。其实所谓的“城市病”是治理能力的问题，与城市规模没有关系。
蔡?也认为，“要对症下药，不要因噎废食”，户籍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权在中央，但归根结底需要地方政府推进。下一步有必要确定一个工作办法，把成本分担、红利共享实实在在地落实下去，可以大幅度提高地方政府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积极性。
难点：农民地权问题多“模糊”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在已经出台的“地方版”户改意见中，对于农民原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该如何保障，各地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解决方案。只有吉林省等少数地区提出探索进城落户农民有偿退出“三权”的实现方式，但仍然需要进一步试点。不过，几乎所有地区都明确，现阶段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土地涉及多方利益，是户籍改革的一大难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本轮户籍改革的一大原则是，国家不提倡户籍政策和农民的土地权益挂钩，并反对强行剥夺农民的土地权利。所以地方在出台文件时为了稳定户改和土地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多采用的是“模糊”的处理方式。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比统一出台一个全国性的土地处置方式要合理一些。
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并称为新型城镇化的制度基石。有专家认为，土地制度改革需要尽快取得突破，否则可能会出现与户籍制度改革不相匹配的情况，最终拖累城镇化进程。随着户改正式启动，将促使农地确权等基础工作进程进一步加快，相关法律修订也将提上日程。
“现有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看似一个管地、一个管人，似乎很不同，其实很有共性。”一位业内专家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农民的退出权和自由进入权在这两种制度下都没有得到充分保证，如今户籍改革已经启动，相应的土地制度改革如果不尽快取得突破，有可能会出现两种制度不相匹配的情况，最终拖累户籍改革整体进程。
李国祥认为，长远来看，应该探索土地权益有偿退出和让渡的方法，目前有的地方正在探索，例如进城换了户口的农民将土地经营权流转出去，在拥有城市居民权利的同时保留了农村土地的承包权，但这也是一种改革时期的过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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