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千年包公观后感含包公的简介
千年包公观后感范文一
包公以清廉刚正形象传世。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见到秉公办事、坚持正义的官员，便常用“包公再现”、“铁面包公”等话语表示肯定，在自己碰到纠纷或官司之类的麻烦事时，也总是希望能遇到像“包公”一样的好官、清官。这就是在许多普通百姓心目中存在的“清官情结”。
包公之所以能给世人留下清官形象，除了他清正廉洁的作风外，更主要的正是由于他始终坚持大宋吏律，不唯上，不唯权，敢于不畏权贵，伸张正义。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他能坚持做到依法行政。
因此，面对“清官情结”，我们既要看到民众对官员清廉正义、刚正不阿的外在要求，同时更应该看到这情结背后所隐含的要求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依法办案的法治意识。其实，正是由于这种意识，才分外凸显出包公在当今社会依然值得缅怀的价值。
在当前的法治社会里，我们评价一个领导干部是否尽职尽责，关键是看他能否坚持依法办事。尤其在今天我们的各项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健全的情况下，如何依法办事、能否依法办事更是对干部提出了挑战。长久以来存在于人们心目中的“清官情结”，在当今时代其实更应该解读为要求领导干部秉公执法、依法行政的“法治情结”。
面对包公像起誓，在形式上体现了后人对先贤的崇尚，表现了一种学习的姿态。对于走向和谐与法治的今日中国来说，笔者衷心希望这种学习姿态真的能在全社会化为具体行动，并且深入精髓，领会包公身上真正值得体会的法治意识。
千年包公观后感范文二
《千年包公》全片共三集。第一集《清心直道》，介绍包拯清正廉洁刚正不阿个性形成的原因;通过包拯家训以及包氏后人对他的怀念，突出包拯清正廉洁家风对世人的深刻影响。
对包拯留传下来唯一的一首诗印象极为深刻，诗曰：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勿贻来者羞。
这首诗的意思是：“清心”是治身的根本，“直道”是处世的要诀。笔直而细小的树干，一定会长成支撑大厦的栋梁;百炼的纯钢，决不能作弯曲的钩子。仓库里堆满粮食，连老鼠、麻雀也会高兴;田野里寸草不生，连兔子、狐狸也会犯愁。史册上记载着古人许多宝贵的教训，做官就要做好官，千万不要留下耻辱，让后人笑骂。这首诗是包拯出仕做官的座右铭，他用这首诗告诫自己，为官者当谋正直之道，去除贪欲。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官还是民，最顶礼膜拜的一个是关公，一个是包公。敬关公敬的是他的忠义，敬包公敬的是他的公正。关于包公的清德美政、刚正不阿、执法如山我不必在此赘述，我就想说说通过这首诗来看包公的家风。包拯家训中言：“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贼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工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昭后世。”大意是：包氏后世子孙有做官的，如果胡作非为，贪赃枉法，活着，不得再进家门;死了，不能葬身祖坟。在封建社会，不被族人认同，不得衣锦还乡，不得归葬祖坟，是最严厉的惩罚。可见包公治家之威严，训子之严厉。
家风是一个家庭灵魂的延续，是家族内部世代相传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良好的家风犹如无形的财富，支撑一个家庭栉风沐雨、走向辉煌。这又让我想到曾任山西巡抚曾国荃(曾国藩的九弟)的一句话：“传家有道惟存厚，处世无奇但率真”，曾国藩家族正是这样，一部《曾国藩家书》中涵盖最多的内容也是加强子女教育、抓好日常养成、怎样生活学习、如何为人处世等方方面面，曾氏子孙也是人才辈出。
家风正则行得正，家风淳则风气淳，家风好则党风好。家风中蕴藏着价值观念、道德品质和行为方式，让我们从包公良好的家风中汲取精神力量，以家庭倡廉托起廉政生态，让家庭风尚涵养时代风尚，千千万万个家庭足以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基石
包公包拯的简介以及他人对他的评价：
包拯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包拯之名，成为清廉的象征。“龙图包公，生平若何?肺肝冰雪，胸次山河。报国尽忠，临政无阿。杲杲清名，万古不磨。”这世代流传的诗句表达了人民对包拯的赞美。
包拯(999~1062年)，字希仁，庐州府合肥(今肥东县)人。包拯后来说他“生于草茅”，指的是他降临在今肥东县一农家。但其父包令仪考中进士做了知县后不久，便把家迁到合肥城内。包拯少时在城内香花墩读书，他28岁中进士，因孝义居家陪侍父母十年后出仕。曾先后知天长、端州、瀛州、扬州、庐州、池州、开封等县、府，出使过契丹，还在刑部、兵部任过职，在财政部门做过副使、转运使、三司使，在监察部门做过御使、谏议大夫，最后做到枢密副使，成为朝廷的宰辅，死后追赠礼部尚书，谥孝肃。他当过的天章阁待制和龙图阁直学士使他有了“包待制”、“包龙图”的雅称。老百姓更喜欢直呼“包公”。
包拯平生整治吏治、注重生产、巩固国防、举贤任能、为民请命，颇有政绩，是我国历史上的名臣，杰出的清官代表。《宋史》第316卷《包拯传》中说:“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闾里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旧制，凡诉讼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进前陈曲直，吏不敢欺。”又说:“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与人不苟合，不会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包拯做过许多有益于百姓平民的好事，“不爱乌纱只爱民”，赢得了世人的敬仰。宋代以来，关于包拯的口碑、话本小说、戏剧曲艺乃至当代的电影电视就演义了许许多多他清正廉明、刚直不阿的故事，演义的结果，使包公的形象更丰满，甚至神化、传奇化。包公“包青天”成了人们寄托、祈望的理想人物。
对包拯形象的塑造和传扬始于其身前。而源于宋代的话本并红火于元代的包公戏，自明清到近世，不断发展，推陈出新，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包拯在“京官”开封府尹任上不到一年半光景，描写这一时期他断案的故事无疑是最精彩的华章，传播之广，渲染之烈，溶进了人们炽热的“包公情”。
现存18种元代公案戏中，写包公审案断狱的就达11种，如无名氏的《包待制陈州粜米》、关汉卿的《包待制智斩鲁斋郎》等;明清又诞生20种。明代《元曲选》100种里包公戏占10种;打开《京剧剧目初探》，可以查到34出包公戏，《金丸记》、《桃花记》、《胭脂记》、《珍珠记》、《双钉案》、《正朝阳》、《铡美案》、《赤桑镇》、《铡包勉》、《砸銮驾》、《打龙袍》等保留剧目历久不衰。1993~1995年，长达236集的台湾电视连续剧《包青天》风靡大陆和台、港、澳、东南亚及欧美华人社会。
舞台上的包公形象依“铁面无私”渐渐有了“定规”，即“相貂”(帽翅加长的宰相帽)、“黑满”(乌黑浓密的飘胸长须)、黑蟒(袍)、厚底(靴)且额头上长着“月牙”，这月牙儿有“上昭日月”的含义，黑脸(铁面)包公一出场，就明显有别于其他人物。包公升堂断案过程中一般都有两样道具。其一为独角兽。传说中断案的神物，“能辨曲直，见人争斗就用角去顶坏人”。包拯公案上置有独角兽，以示“曲直明鉴”。其二为三口铜铡。龙头铡斩皇亲国戚，虎头铡斩贪官污吏，狗头铡斩市井刁民。
历史上的包拯当然没有传说或舞台上的包公那般神奇。他既有政职、军职，亦有文职，甚至有闲职，还做过谏官。包拯能流芳百世，恐怕主要在于他的刚直清廉，高风亮节。稍举几例:
智审牛舌案。包拯于宋景?四年(1037年)任天长知县。某天某农户前来报案，自家耕牛被人将舌头割掉了眼看将死。包拯让他回去先把牛杀了吃，过几天再来。谁想几天后那农户来时案子已破了。原来包拯“等贼上门”，当时屠宰耕牛是犯罪的，那贼人来告发农户，却自投罗网。
不持一砚归。端州(今广东肇庆)出名砚。历任官府征贡品时，都要假朝廷之名多搜刮几倍乃至几十倍以中饱私囊。包拯从端州离任时，却不带走一方砚。航船途中发现一门生私携了一方砚台，包拯大怒，立命掷于江中，方才继续赶路。今肇庆仍有包拯“投砚处”、“洗砚池”景。
疏浚惠民河。包拯主持开封府时，城池汛期吃紧而城内蔡河河道边常被有权势的官僚占去砌盖楼房水榭，阻滞了水流。包拯即令限时拆除，对过限不拆的“大人物”则开名单上报朝廷请求降他们的罪。这样一来果然灵验，蔡河经整治疏竣后水畅其流，百姓称之为“惠民河”。
关心民疾苦。包拯担任御使期间对西北边防多有良策。如他提出将青壮年农民组织起来平时耕作，战时打仗，以减轻徭赋，扩大兵源。他提议对京东地区的一些冶铁专业户缓征生铁以让他们休养生息。他上书缓征500万石江淮地区的稻谷，“请支义仓米赈给百姓”，以解灾民燃眉之急。
任人当唯贤。包拯晚年做台谏时，积极向朝廷举荐贤才，同时弹劾那些贪赃妄为之徒。掌管全国财政物资大权的三司使张尧佐，是仁宗皇帝的宠妃张美人的伯父，声名狼藉。包拯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弹劾到底，终于使得张尧佐等人丢了官。
不为亲者讳。“廉者，民之表也”，包拯为官严于律已，生活俭朴，“饮食器用如布衣时。”任庐州知府时，他的外甥犯了法，他依法定罪，毫不留情。他的儿子包绶，为官多年，死后只留下几卷著述，“无毫发所积为后日计者”。他的孙子包永年也是“了无遗蓄”，包永年的丧事由两个弟弟合力营办，土坑木棺。
包拯曾有遗言:“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珙刻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这段话作为包公家训，被刊刻于石碑上，竖在堂屋中，作为严格要求子孙后代的“铭”，对今人也有所启迪。现在，包公的这段家训，仍在合肥包公祠中，昭示来者。
千百年来，包拯作为不朽的清官形象，早已越过时空，为前人和今人，为黄皮肤“龙的传人”和其他肤色热爱中国、崇尚清廉的外国人所敬重。“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包拯出仕时写的这首戒廉诗，体现为民者愿，可作“为政者师”。
生平事迹
包拯，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在《铡包勉》和《包公赔情》等戏曲里，说包拯从小受父母遗弃，由包拯大嫂带养成人，这不符合历史实际。事实上，包拯的幼少年时代，深受父母宠爱和教养。)
官场生涯
包拯长大后，也极为孝顺父母。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弹劾包拯“素少学问”。这里的“学问”，主要不是指读书和文化水平，而是指不懂人情世故。欧阳修其实不是贬低包拯，而是认为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应该给他以更合适、恰当的官职。包拯的青少年时代，也曾刻苦读书，所以在他二十九岁时，终于考中了进士甲科。按照宋朝规定，考取进士之后，便可以做官。包拯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永修)任职。但包拯认为父母亲年事已高，应该尽孝奉养双亲，因而请求回到安徽，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但是，父母亲希望儿子在自己身边，包拯便决定辞职回家，在家孝敬父母多年，直到双亲去世，包拯守丧期满，仍不想离开故土。当时，这种封建孝道，受到家乡人的称道。近年，安徽合肥发现了一块包拯为父亲包令仪立的神道碑。碑上阴刻篆书“宋故赠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十二字。这既是包拯留下的珍贵文物，又是他力尽孝道的见证。
由于家乡父老的劝告，包拯才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灵地，到天长县(今安徽天长)任知县。这时，包拯已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又出知端州(今广东肇庆)。端州出产一种有名的砚台，叫端砚。端砚每年要向朝廷进贡。由于当地官吏和豪绅等层层加码克扣，端砚的产量虽多，却变成了百姓的沉重负担。包拯下令豪强官吏，不得贪污，只能按规定数量，向朝廷进贡。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想要一方端砚。
或许由于包拯这种铁面无私的性格，被大臣们赏识，所以朝廷于庆历三年(1043年)将包拯调到首都开封。这是自从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监察御史虽然没有多大实权，但对包拯来讲，却十分重要。这是因为，从此包拯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并且可以对于朝廷各个方面，尤其是用人等方面，提出看法和建议。实际上，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期间，确实对北宋的内政外交，提出过许多批评和改进办法，并且还曾出使契丹(辽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庆历六年(1046年)夏，包拯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当时的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户部掌管全国户口、两税等，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的工作。不久，包拯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省)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视体察民情，要求朝廷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安居乐业.两年之后，包拯被召回开封，提升为户部副使。在此期间，他曾前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又曾到陕西解决运城(今属山西)盐业问题。在河北，他奏请用作养马的田地，还给地方和农民。在运城，他改革盐税法令，以便利于商贩经营盐业。
出色的工作，利国利民的成效，使包拯在皇祜二年(1050年)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天章阁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而无权。包拯又叫包待制，不过是对他的尊称。然而，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却十分重要。谏官的任务是向皇帝进谏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在包拯兼任谏官期间，不但对横行不法的权臣屡次抨击，而且对时政的许多方面，提出了革新建议。可惜的是，两年之后，包拯改命为龙图阁直学士，这也是个虚衔(从此人们又称他为包龙图)，并且又一次离开京城，到河北、庐州、池州(今安徽贵池)，江宁(今江苏江宁)等地任地方官。直到至和三年(1056年)才回到京城，任开封府尹。嘉祜四年(1059年)，包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等官职，上升为当时重臣。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但是，年过六旬的包拯，这时已经夕阳西下。嘉祜七年(1062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病死在开封。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最后一别，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赐谥“孝肃”，所以包拯死后又叫包孝肃。他晚年在家里立了一块石碑，上刻《戒廉家训》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非吾子若孙也。"他的事迹长期流传民间，过去小说、戏曲多取为题材。元杂剧已有《陈州粜米》等作品。以后流传日广，形成丰富的传说。遗著有《包孝肃奏议》。
主张改革
包拯所处的仁宗时代，已经不象宋初那样生气勃勃，冗官、冗兵和冗费成为当时的三大灾害，老百姓的负担加重，各地出现了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面对这样的形势，包拯从忧国忧民出发，主张对时政进行整顿和改革。应当说，包拯的改革主张，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却有利于当时的下层人民.包拯之所以为天下百姓所爱戴，原因就在这里。
北宋庞大的官僚机构，冗官成灾，包拯认为必须加以整顿和革新。他不但主张用人要用忠直的君子，不能用奸邪的小人，而且建议提拔“奋不顾身，孜孜于国”的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他不但七次弹劾“苛政暴敛”的转运使王逵，而且不畏风险，力主将皇帝的亲戚，“凡庸之人”张尧佐免去要职。在包拯看来，“在政府无所建明”的平庸之辈，不论其官职有多大，都必须下台。他曾建议改革选人、用人制度。他主张官员年到七十岁必须离职。他揭露不愿离职的官僚，是不知廉驻，“贪冒相尚，但顾子孙之计”。他主张不能任意封官许愿，即使是恩赐即由父亲的功劳而录用的子孙，也要通过考试。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冗官问题。包拯其实并不反对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新政失败，许多官员受到处分，包拯全力为这些敢作敢为的官员呜不平，主张起用他们。
在经济方面，包拯一方面主张压缩开支，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能苛剥平民。当时有一种政策，由政府向城镇百姓强行购买国家需要的物资，价格比市场价格低。这就成了剥削民众的一种手段。包拯坚决反对这种害民政策。他列举陕西强购军用物资的危害，“前后人户破蔼家产不少”，因而要求废除这种办法。包拯建议，国家急需物资应该“置场收买”，以公平的价格，自由收购。这一建议，无论对减轻百姓负担，还是对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都是有利的。前面提到的运城解盐问题，也是由于包拯极力支持改革，使解盐的生产与销售，由原来官方垄断，改革为允许商人买卖。这一改革，不仅解除了百姓为政府搬运官盐之苦，而且同样有利于食盐的流通.沈括称赞这种“通商法”，“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此外，包拯还曾主张方田均税，即丈量地主豪强的土地，防止他们漏税逃役。他还曾鼓励民间采矿炼铁等等。可见，包拯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改革，目的在于“宽国利民”。
在宋朝的国防和对外政策方面，包拯同样主张民富国强，改善边防措施，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他在出使辽国时，辽国刁难他，他义正词严地据理力争，不卑不亢。回国后，他立即将在辽国的所见所闻，报告朝廷。他说，辽国在山西北部集结兵马，聚集粮草，其意图不可不防。他建议，一定要加强山西宋辽边境的代州(代县)、应州(应县)、雁门关一带的战备，以前，辽国蚕食边境领土，是由于边防之臣胆小怕事，不敢对抗，如今应该下令边臣，让其严加防守，不能丢失一寸土地.另外，原来这里的守将，在军事上是外行，现在必须派懂得军事的人去领导指挥。朝廷采纳了包拯的意见，加强河北，山西的防卫.更重要的是，包拯对宋代的冗兵之害，提出了裁减“老病冗弱”的主张，以利于训练及加强战斗力。同时，他还提出加强边境民间义勇的训练。宋朝将士经常调动，以防武将专权，但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弊病。包拯认为要改变这种政策，使将官有职有权，不要轻易调动。可贵的是，包拯建议加强国防与军事力量，以不增加百姓负担为前提。当时中原地区，尤其是河北、山西的农民，苦于运送军粮，包拯曾提出，在丰收之年，可以购买当地农民粮食，储备起来，作今后军粮，减少运输困难。包拯之主张改革朝政以利国利民，是有其思想基础的。他始终认为，普通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老百姓日子好过了，不受贪官酷吏欺压了，国家才能富强和太平无事。如果过分榨取，使天下苍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不但国家不能富强，而且会造成官逼民反，动摇封建统治.他之所以主张改革，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其思想渊源就在于此.尽管包拯的出发点和动机，是为了宋朝天下的长治久安，而不是全然为了天下百姓，但比起对被剥削者尽情欺压的“贪官”来，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人民，总要好得多.那种认为清官比贪官更狡猾，对老百姓更有害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刚正不阿
一个人的功过历史，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谱写。一旦自己的行为被实践证明对社会、对人民有功有利，那么，人民终究会给他以恰当的评价.这评价，恐怕不会以一些暂时的贬斥而消失。名垂青史的包青天为人民所歌颂与怀念，正是由于包拯一生的实践，有利于社会与人民。这实践，不仅是由于他为当时的人民做了好事，而且也由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质，确实有不少同时代人，甚至后来人难以企及之处。
首先，他为人刚直，既不两面三刀，更不会搞阴谋.他从不趋炎附势，看颜色行事，更不说大话，假话。即使是在皇帝面前，他也是直言不讳，不怕冒犯皇帝.为了立太子的事，包拯曾冒死直谏，公开对皇帝说，我已经老了，而且没有儿子，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也不要紧，反正不是为了自己想升官发财.幸而宋仁宗倒也过得去，没有处理包拯，反而说，可以慢慢商量。包拯又说，宫内的亲信宦官，权力太大，待遇太多，应该精简人员和开支.这当然要得罪皇帝的亲信左右，招来不测之祸。还好，皇帝说，“忠鲠之言，固苦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设或无益，亦无所害又何必拒而责之。”包拯总算碰上了一位比较开明的宋仁宗。否则，早巳人头落地了。这种刚正不阿的大无畏气概，使当时的老百姓和一些有正义感的臣僚，对包拯都很钦佩。欧阳修就钦佩包拯“天姿峭直”。是的，忠直的包拯，有时甚至不顾有关规定和礼节，当面斥问宰相或其他大臣.弄得大臣们下不来台。欧阳修不赞成包拯这种作法，认为包拯刚直有余，“思虑不熟”。其实，因循守旧、无所视事的宋仁宗时代，倒是十分需要象包拯这样的人。这对于纠正时弊，总有好处。至于方式方法，是次要的了。可惜宋仁宗终究认为包拯不够理想，没有提拔他当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的要职。包拯刚直，却并不主观武断.他既善于调查研究，又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的脸上很少有笑容，但当别人指出他的错误时，却能虚心接受。所以司马光称道他“刚而不复，此人所难也”。
其次，他大公无私，不谋私利。他一生俭朴，即使是当了官，有了地位，衣食住行及生活习惯，也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包拯曾经写过一则家训，刻在家中壁上.家训的全文是：“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也就是说，包拯严厉要求后代不贪不好，不要欺负百姓，如果有人不如此做，那么，就不是包家子孙，死了之后也不得葬在包家祖坟。这一著名的家训，体现了包拯不谋一家一族之利的高尚情操。这种情操，并不是包拯故意做出来，以示自己清高，而是他一生的行动准则.早在庐州家乡做官时，包拯就以无私而远近闻名.包拯作了父母官，他的亲戚乡里都很高兴，认为从此有了靠山.然而，铁面无私的包拯秉公办事，即使是自己的亲戚犯了法，他也是执法如山.这样，包青天的名声大震，包拯死后，其威名传播四方，有一个官员，是少数民族，归顾了宋朝。这个官员对宋神宗说，他听说包拯是忠臣，我没有别的要求，请准许我改姓包.宋神宗同意了，将他改姓名为包顺，传说边境士兵抢了一位妇女。那位妇女急了，说自己是包拯的孙女。那妇女病了，有一个巫女听说之后，装模作样地折腾一番，便大骂是谁欺侮了我的孙女，并且要限十天之内将那妇女放了。人们认为那巫女真的是包拯的化身，叩头跪拜之后，立即将那妇女放了。
维护法制
在小说、戏曲中，黑包公是法律与正义的典型形象。这是由历史上的包拯演化、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不过，历史上的包拯确实爱民如子，不畏权贵，执法严明，因而博得当时和后代人民的颂扬，把他作为受苦受难的救世主。包拯严明法纪，当然是为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维持封建秩序。他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群众的领袖，反抗封建统治的先锋。但是，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中有远见的官僚士大夫，都能认识到，对于人民群众，应该爱护，不要对他们横征暴虐，更不能不依王法办事，对百姓任意欺压。否则，其结果必然反过来动摇甚至摧毁封建王朝的统治，因而从根本上来说，暴政显然不如仁政.包拯就是这样的人.他之所以为人们千古传颂，也由于他的法律思想和执法行动，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与愿望.比起贪赃枉法来，两袖清风，依法办事总要好一些，对广大人民有利些。
尽管宋初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但是，一个被欺压的普通百姓，要想告状还是难于上青天。不但手续很多，而且根本见不到官员的面.这样，官吏豪强狼狈为奸，既可以敲诈勒索，又可以将法律作儿戏。
包拯在开封府任职时，作出了新的规定：大开正门，凡是告状的，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直接面陈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拦刁难.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无论从有助于百姓申冤上讲，还是从有助于审理案件上讲，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这改革，在我国法律史上，既有一定地位和作用，又有进步意义。包拯办案，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怕权势，二是为民申冤。两者结合起来，便是包公。不怕权势，敢于顶风办事，在宋代不是容易的事。那错综复杂的关系，早巳用一根既得利益即特权的绳索，把官僚、贵族、豪绅、恶霸们联系在一起。要冲破这个已经编织好的、保护地主贵族利益的网络，谈何容易。但是，包拯迎难而上，以不怕身败名裂的勇气，使得“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这里举一个突出的例子。
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河的两岸，既有平民住着，也有达官贵人的住宅。包拯任开封府尹时，天下大雨，河水泛滥，淹没街道，使许多平民无家可归.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泛滥成灾呢?包拯经过调查，了解到河塞不通，不能排水的原因，在于大官僚和贵族们在河上筑起了堤坝，将坝内的水面据为已有，种花养鱼，并且同自己的住宅连在了一块，成了水上花园.因此，要为民造福，要疏通惠民河，只有将这些堤坝挖掉，挖掉堤坝，冲走水上花园，贵族们能答应吗?包拯画了地图，拿了有关证据，下令将所有堤坝与花园拆毁。有人自恃权大位显，告到宋仁宗那里。包拯拿出证据，证明他们非法建造水上花园。这样，惠民河疏通了。宋仁宗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能为皇亲贵戚们说话了。包拯不畏权势，反对以权代法，客观上维护了人民的利益.也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社会上的一批无赖，偷盗者，这些人虽无权势，却同样危害人民。包拯对他们也毫不留情。
有一次，开封的一条小街上发生火灾。有些无赖竟然戏弄起包拯来。他们追到包拯面前，问包拯：救火是到甜水巷取水，还是到苦水巷取水?包拯一看是些地痞流氓，现在要来破坏救火工作，下令把他们统统杀了。
早在天长县时，包拯就处理过一件偷牛案.有一个无赖，将农家的牛舌割掉了.农民告到官府，包拯对那农民说，你回家把牛宰杀吃了。那农民真的回家把牛杀了。宋代法律规定，擅杀耕牛是犯法的。因此，那个无赖到县里，控告那农民杀牛。包拯大怒，立即审问那无赖，你为什么把人家的牛舌割了。无赖只得招供，并且暗自吃惊：你包拯怎么会知道是我作案的?其实，包拯是依推理法作出的判断：既然有人要害别人，那么别人犯法，那人一定要乘机告状，所以包拯叫农人干脆把牛杀了，以引诱割牛舌者来告状。
打击权贵与罪犯，维护平民利益，直接替民做主，减轻农民负担。包拯任监察御史时，曾出现过一件怪事;转运使王逵，向皇帝告状，告的是陈州(今属河南省)地方官任中师苛剥农民，多收钱粮。在当时人心目中，任中师廉洁，王逵贪卑，这是否是恶人先告状?所以要派人去调查。许多人都畏惧王逵的权势，不愿前往。包拯为弄清真相，为民除害，毅然来到陈州，经过调查，并且掌握了证据，包拯回到首都，向皇帝报告，向农民任意搜括，引起农民不满与无法生活的，正是王逵。包拯要求将王逵撤职，将多收钱粮还给农民。戏曲《陈州放粮》，就是依据包拯这一事迹，加以渲染、虚构而成的。包拯办案，不徇私，不舞弊，所以当时的天下百姓，男女老少都知道包公。首都的群众更把包公传为救世主。他们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关节就是打通关节，如果你找不到打通关节的路，也不要着急，因为有包拯替我们做主。不过，包拯是人而不是神。尽管他办案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但他也有失误的时候。在开封府时，有一个囚犯买通了执法吏人。吏人欺骗了包拯，让囚犯从轻发落了。这说明包拯也可能犯错误，并且勇于改正错误。
历史上的包拯，不愧为值得肯定与歌颂的政治家、改革家与律专家。他为民请命的一生，将永远使人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