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能大赛之后的思考 技工时代离我们还有多远

编辑:李老师高考志愿助手

1995年出生的林春泷感慨:“自己的路走对了!”

小眼睛,穿着牛仔服,说着广东味的普通话,林春泷在与比他大的青年交流时显得有些拘谨,可现场的技术工人,争着向他提问题。今年,他参加在巴西举办的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夺得制造团队项目金牌。

初中毕业后,他没有继续求学,选择了外出打工。打工生涯异常辛苦,不到半年他就不干了。当时的他突然就想,自己未来的生活不应该这样。

2012年暑假,林春泷前往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再次求学,为的就是能学到一技之长。2013年他报名竞赛班,他拿下全国选拔赛第一,他拿下世界冠军,他的人生就这样完成了华丽的“逆袭”。目前,他在中航工业导弹院11分厂担任数控操作工。

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获得5金、6银、3铜和12个优胜奖的优异成绩,实现了金牌零的突破,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最好成绩。在今年“振兴杯”赛上,大赛组委会主办了世界技能大赛冠军与青年交流座谈会。在交流中,青年技工们嘴上总绕不开这项世界比赛。

成绩如此突出,是否标志着我国也迎来了“技工时代”呢?

技工发展依然面临诸多尴尬

“我们获得了一块世界大赛银牌,还有两个世界级的优胜奖,全国第一名获得了70多个,全国第二名有68个,省级奖项我就记不清了。”这位口气不小的老师,是盐城技师学院的团委书记王丰。

这所学校的学生在全国各类技工的比赛上拿奖并不算新鲜事,不过,拿到国际大奖还是第一回。该校惠希奇获得电气装置项目银牌,这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是继2011年我国首次参加该项目比赛获得优胜奖之后历史性的突破。他回来时,当地的人社局的领导还去接站,这样的待遇并不一般。

在王丰看来,这几年青年技工的发展环境好多了,起码各种大赛给年轻人更多的表现机会。

就在前几年,有媒体就开始讨论中国的技工时代是否到来。

“我觉得中国的技工时代到来还说不上。”王丰笑着说,“不少家庭还是认为孩子上技校是一件‘跌面子’的事情,很多家庭孩子考上大学要请客,但是很少有家庭孩子上技校也会请客。”

在他看来,国家对于技工院校的投入力度有些不均衡。“去年开始,我们才从当地政府中争取到每名学生的500元配套资金。”

莆田市高级技工学校的校长王开福也遇到类似的困境。

“在招生季我的手机是24小时开机,我巴不得电话多一些,如果多了就说明招生容易了。”王开福在招生时总有些发愁。

“我们学校有资格培养高级技工,可是我们已经3年没有招生了。”谈起这一现象,1988年就从事技工教育的王开福感觉有些遗憾,“高级技工的招生面向高中生,如果最后拿到证书之后就成为高级技工,也就相当于大专。”

最近,学校的危房让他有些头痛,学校实在没有钱把这些房子推倒重新盖。“台风一来,我就担心出现安全问题,最近打算先把危房拆了再说。”他说。至于什么时候建新楼,学校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我们现在在还历史“欠账”

“振兴杯”第一天比赛中午休息时,电工裁判组组长雷云涛吃了两口饭,就一头钻进金杯车中眯了一会。在准备比赛的过程中,他连续好几天,早上5点半出发,晚上12点以后才回到宾馆休息。

他的另一身份是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电气装置项目中国队专家组组长,他介绍:“这次‘振兴杯’的电工比赛,借鉴了国外比赛的经验。”原来国内比赛主要采用减分制,现在则采用加分制,完成一项就给一项分数,避免出现模棱两可的情况,压缩了给分的随意性。

“国外一次比赛要花5天进行,每个组都有一台设备,而国内有的比赛,一台设备一天要提供3批人使用。”雷云涛直言国内与国外比赛的差距,在他看来,尽管这几年国内大赛水平不断提高,但与国外大赛相比,国内一些比赛在场地、设备和材料等硬件设施上还有差别。

根据他的观察,中国参赛的年轻人在技术上差别并不是太大,关键在职业素养和职业规范上还有距离。最明显的就是工作中的安全防护,咱们给学生授课时讲的是原则性的规定。而外国在培训的时候,通过大量的图片给学生说明安全防护怎么做,这一点他们很细致。

很多选手表示,在参加比赛之前,才会给他们进行系统的补课,从头开始学。本质上,这是基础教育的“欠账”。

我国一方面出现“人才荒”,另外一方面有很多年轻人不好找工作。

“拿河北来说,刚毕业的技师收入两千元左右很普遍,与本科生的收入水平还是有差别,但是发达国家则不存在这样的状况。”他分析道,“这几年技工的收入一直往上走,但是要让技工回归自身的价值,我国还有一段路要走。”

雷云涛还看到一些技工学校的难处:除了承担技能培训的任务外,还要搞学历教育,以此吸引生源。

莆田市高级技工学校是该市唯一一所公办的技工学校,他们就面临相似的问题。

校长王开福介绍:“我们也很苦恼,我们既要涉及劳动部门的文凭,还要涉及教育部门的文凭。”事实上,这所学校是由人事局主管,而非教育局主管。他们既要培养高级技工又要进行成人和函授教育。

“有的投入到职业教育的经费,我们是没办法享受到的。目前,学校的经费来源是人社系统就业专项资金。”作为校长的他感觉非常头疼,“现在的审计都非常严格,这些钱只能购买设备,反倒觉得是一种浪费,客观上拉开了我们与其他职业院校的差距。”

大赛之后的思考

闫虎民是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的教师,作为“振兴杯”赛的裁判,他参加过第一届和第二届“振兴杯”赛。时隔9年之后,他回顾大赛,觉得大赛对于技工时代的来临有着建设性的作用。

“我感觉南方技工的发展要好一些,他们的待遇也不错。像这样的大赛正好给各地选手一个交流的平台,让他们各自找到差距,对实现人才水平的均衡有着积极作用。”雷云涛表示。

“如果没有这类比赛,把这些年轻的技工扔到岗位上,还得一点一点去爬,年轻人的成长就会很慢。有了这样的大赛,他们一夜就能凸显出来。从目前来看,这是发现人才最快的方式。”在雷云涛看来,大赛的作用是人才发现机制的重要手段。

在他看来,大赛发现人才也是一种国际做法。韩国就规定,如果获得世界技能大赛最高奖,那么这位男性公民就有免服兵役的机会,这算是一种殊荣。我们国家的参赛选手获得该奖之后,各方的奖励力度也不小,金牌20万元、银牌12万元、铜牌8万元。这是参照奥运会冠军标准进行奖励,另外各地还会有配套的奖励措施。

王强是湘电集团的团委书记,他认为技工大赛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能促进人才的流动。他说:“国有企业人才内部培养的方式比较多,但是流动比较慢,大赛正好提供平台,让企业迅速发现人才。”

他认为,通过类似的比赛培养其选手的荣誉感和职业认同感,其中发挥的导向作用更为关键。

王丰直到最近才稍微有点空闲。前段时间,江苏省“振兴杯”赛的初选工作就在他们学校来完成,而牵头的正是该校的团组织。

王丰认为,通过举办比赛,该校的团组织找到了与学校其他部门横向互动的机会,突出了共青团工作的重要性。

“前些年,国家为了组织年轻人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把之前好多比赛都合并了,作为这项比赛的中国选拔赛。赛事少了,年轻人脱颖而出的机会就少了。”他觉得有些遗憾。

“我们学校组织一次省级青年技工选拔赛,投入就将近40万元。如果都是学校投入的话,举办一次两次还是可以的,但是年年承办压力就比较大。”他希望政府在这方面投入更多一点,鼓励青年技工人才的流动。

“后大赛”时代,整个社会更应该把关注点落在普通的技工青年的身上。

“都说要提高技工人才的地位,但是我们应该把这样的说法落到实处。”王开福带着浓重的福建口音说。

他提出建议:“事业单位和公务员中除了干部编制之外,还有工人编制。能不能把这一部分工人编制‘切出来’,专门招录职业院校和技工学校的学生。”应让招聘有所改革,以扭转社会对技工人才的偏见。

第十一届“振兴杯”赛已经结束,留给社会的思考才刚刚开始。还好,我们已经走在迈向“技工时代”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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