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要重建教育的人文主义价值

编辑:李老师高考志愿助手

应试教育,顾名思义,是一种“为考试而进行的教育”,考什么教什么,不考不教,评价上唯分数、唯升学率;与考试无关、难以考核的人格养成、个性发展、社会关怀、乃至音体美等内容被架空虚置,从而背离了教育树人育人的内涵。改革应试教育,是基础教育改革最重要的任务。

应试教育在改变吗?

我国从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颁布开始,就一直在倡导素质教育,至今已有十几年了。如何评价当前基础教育的变化,是在改善之中还是继续恶化?我认为不能说完全没有改变,变化是有的。由于强调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取消奥数竞争,改革了小升初的考试,小学的教育生态有所改善,择校、奥数、学科竞赛等正在隐蔽化。但是中小学教育的基本现实,仍然是应试教育的一统天下。

应试教育不仅强度越来越大,难度也越来越高,对熟练程度、解题速度的要求是“一看就会,一做就对”,“刷题”已经成为学习、复习的代名词,高三花整整一年,初三花半年以上的时间,进行记忆力、解题技巧和速度的应试训练。事实上,所有大学导师、高中教师都很难通过高考,即便通过高考的大一、大二学生,再次考试时也很难胜出。评价的扭曲使得“北清率”(北大、清华录取率)已经成为一种正式评价,而在十年前这一说法刚出现时,大家只是作为一个笑谈。应试教育“做大做强”的趋势,突出表现为“超级中学”的崛起,曾经显赫一时的“县一中”现象已经消失,一些学校的极端模式正在走向全国。

应试教育的另一新形态,是借助互联网的数字化生存??以教育创新的名义。“互联网+”教育的最显著表现是资本强势进入教育市场,教育培训成为资本逐利的火爆战场,将更多的教育资源不足地区的儿童裹挟进来,使用电子白板、大数据使应试训练更为精细化、精确化,营造全天候的学习环境使应试训练变得更为便捷和有趣。问题是,它并未脱离某种窠臼:将教育窄化为教学,将教学窄化为应试训练,其实际的关注还是分数和知识点,显示的是在关键教育制度(考试评价制度、重点学校制度)和教育环境、教育文化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单纯的课程改革和教育技术对基础教育的整体改善作用是有限的。

应试教育为什么有效

一些“超级中学”对自己的教学成绩很自豪,向批评它们的学校和同行叫板:不服来比一比,谁的学习成绩更好,升学率更高?然而,教育真正需要比较的不是考试分数,而是学生走上社会的适应性、创造力和生活幸福感。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杂技团经过严格训练的猴子、小狗能够走钢丝、钻火圈,有多少人愿意选择这种成功?

对“中国式教学”,包括“超级中学”在应试上的显著成效,我们需要认真辨析。以考试为中心、以知识灌输为主的应试教育,在教学模式上实行的是一种“直接性教学”。其指导理论主要不是来自儿童发展理论,而是建立在斯金纳的操作条件反射的理论基础上,依据行为研究和如何达成有效训练的研究,控制学习者可以被测量和观察的行为,把教学内容分解为细小并分离的部分(知识点),进行反复强化训练。它的重要概念是塑造、模仿、练习、回馈和强化。

与之相反的是具有建构性的生成性教学,是师生依据已有经验与现场互动的新信息逐渐生成、共同建构的教学过程,具有一定的现场性和随机性。国外教学实验结果显示,直接性教学对达成目标的实效明显高于其他类型,但并未被追捧,而是被有限地使用在语言教学等领域。相反,通过讨论、阅读、交流获得经验的学习过程,这种平淡无奇的“低效课堂”才是主流。这是因为两者的教学目标完全不同。后者关注的不是“短平快”的教学效果,不是知识点和“提分”,而是学会学习和合作、阅读习惯的养成、知识系统的构建、反思和批判的能力等。这就是为什么不少中国“学霸”在更重视研究能力的研究生阶段和职场中便相形见绌。

应试教育不仅是一种以重复训练为主的教学模式,还因有统一教材、标准答案和唯分数的评价制度,形成一种大一统、强控制、高竞争的制度。在全国统一的高考、省级统一的学业水平考试之外,还有区县一级的统考统测。学校内部则有日测、周考、月考的制度,每个学生都知道自己在全市、全区、全年级的排名,升学率和分数标准与学校评价、教师评价和工资直接挂钩。这种强控制、高竞争、高评价的制度模式,通过升学率对学校、教师、学生实行捆绑,让师生在这种高压下超负荷地高速运转,完全没有来自家长、教师、学术和任何方面的制约和制衡的力量。

今天的问题是,在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实行全民教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应试教育为什么仍然强劲,难以改变?多年来,对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的原因解释,主要是高考指挥棒、文化传统、独生子女政策、就业竞争等。后者其实主要是一种社会背景,并不会直接传递到义务教育。对于高考指挥棒的作用似乎也夸大了,这是因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高考瓶颈比现在狭窄得多,小学教育大致还是正常的。可见,影响小学的主要是小升初,影响初中的主要是中考。在教育供求关系极大改善的背景下,基础教育环境继续恶化,教育界将责任主要推向了家长,认为是家长望子成龙、出人头地的功利主义,导致学校减负、家长加负。然而,这可能只是结果而非原因。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城市家长,对以考试和分数压迫孩子尤其是小学生的教育深恶痛绝,但投诉无门、反抗乏力,有一点能力的就会选择出国。可见,家长的理性是大致健全的,知道什么是好的教育。

如同中国社会的各类问题,理解这一病态的关键是政府行为。在教育领域,一些地方政府对“教育GDP”(升学率、北清率)的攀比和竞争,是应试教育最主要、最根本的推动力。“北清率”“宁要鲜桃一口,不要烂桃一筐”,基础教育乱象丛生,这就容易导致超级中学“异军突起”“大行其道”。

重建教育的人文主义价值

实质性的教育改革牵涉政府、学校、学生、家长、社会和市场等各个方面,不是学校和教师可以单独完成的,也不是政府发文开会可以解决的。它需要地方政府改变应试评价,规范学校行为;需要通过办学体制改革,形成新的变革机制,给学校松绑,恢复学校活力。这一变革的前提是教育理念、教育价值的更新。制度和文化是一种一体两面、相互依存的存在,应试教育体制本质上是传统教育文化、功利主义、技术主义的产物。今天谈改变应试教育,促进素质教育,不能不重视观念的革命。呼唤人文主义的价值,这是当前一个世界性的潮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教育2030行动纲领》和最新的研究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作为一个划时代的报告,它强烈而鲜明地提出了人文主义的命题,认为面对世界新的挑战,要重新定义知识、学习和教育,“教育应该以人文主义为基础,以尊重生命和人类尊严、权利平等、社会正义、文化多样性、国际团结和为可持续的未来承担共同责任”。而且,它还指出在教育中重申人文主义的方法,可以打破传统发展模式下人类发展的极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开启未来的钥匙。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社会发展,受人力资本理论、教育规划理论的支配,教育的发展目标逐渐异化,发展本身变成了目的,人则成为发展的工具,这被认为是造成全球性问题频发的根源。

因此,要向工具理性的教育价值提出挑战,“在教育和学习方面,要超越狭隘的功利主义和经济主义,将人类生存的多个方面融合起来,采取开放的、灵活的、全方位的学习方法,为所有人提供发挥自身潜能的机会,以实现可持续的未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美国教育政策的宏观转变,是教育文化转向的最新佐证。12月,奥巴马总统签署的《每一个学生成功法案》,是对2002年小布什总统签署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重大改变,从严格强调学业成就、绩效评价重新回到低控制、低竞争的模式。实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负面影响,是我们所熟悉的:在年度测评、达标评价的惩罚压力下,学校越来越重视统考科目的教学;社会学习、美术、音乐、职教、体育和外语等不考的科目被削弱甚至被放弃;不少中小学延长学校上课时间,并且在放学后补课,缩减学生休息时间,甚至取消高年级学生午餐后的15分钟休息时间。可见应试评价的效果,在美国和中国是一样的。

教育目标的冲突也发生在美国校园。岁末,新泽西州格罗夫尔中学举行董事会,讨论是否要降低四、五年级的数学教学标准。这是因为来自亚洲的学霸让美国学生不堪压力,甚至患上心理疾病,美国家长主张“找回童年”,支持旨在培养“完整孩子”的教育。尽管亚裔和中国家长强烈反对,认为减压是一种反智,但校董会最终投票支持简化教学大纲。改革评价的行为也出现了。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提出了改革入学评价的动议:不再让ACT/SAT分数或拿几门AP课程成为高中生的生活重心,要让他们更多地关注如何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别人。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弗吉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决定加入这一改革,降低标准化考试比重,提高课外活动比重,在申请文书中加入“Caring”的内容。

当代教育变革的另一重大背景,是世界范围内的教育创新。无论从事大规模在线教育的MOOCS、可汗学院、新型大学MINERVA、实现个性化教学的微型学校Altschool,以及越来越多的Homeschooling(在家上学),都是以促进个性发展、个性化学习、创造力、核心能力素养等为主要追求,创建知识经济和互联网时代的教育。它指向了对19世纪“教育工厂”模式的颠覆,而不是用21世纪的技术去强化19世纪的教学。这显示出美国教育创新不是完全由技术主义驱动的,而是具有深刻的人文主义基础。

现实生活中,已经有一些教育探索正在打破“教材中心”和“课堂中心”,通过跨学科的主题学习和实践教学贯通教学与教育,从课改走向了教改。在个性化、定制式服务的“高技术、高成本”的改革之外,以阅读推广、合作学习、改善师生关系、社区参与等为特点的“低技术、低成本”的教育改革也大有用武之地。众多的“在家上学”、小微学校、华德福学校等,正实践着全人教育、自由教育的理念。这些自下而上的教育创新,昭示着中国教育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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